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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范文

會計體制即我國通常所說的會計管理體制，是指一國組織和管理會計事務的各種方式、形成以及各種制度的總和。從整體上來說，會計體制屬于經濟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根據經濟體制的整體要求，對一定范圍內的會計事務進行組織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所作出的具體制度安排。本文使用會計體制代替會計管理體制這一概念，主要是考慮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雖然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但政府首先必須是一個經濟主體，政府的會計行為是在一定的會計體制下進行的，其會計行為方式、方法是一定會計體制的產物。會計管理體制往往是從政府角度來表述會計體制的內容的，從政府角度出發來對其他經濟主體在宏觀會計運行過程中的行為方式、方法作出制度安排。我國會計理論工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這一概念的局限性，提出會計領導體制的概念，來概括我國目前不同層次的政府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行為方式、方法，明確其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職責權限。會計體制是會計運行機制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基礎，也是會計運行機制借以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具體形式。會計運行機制是會計運行過程中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配合及其聯系，是會計運行的目標和動力機制、調節與約束機制的耦合，是會計體制外在的作用形式。有什么樣的會計體制，就必然形成什么樣的會計運行機制；要形成什么樣的會計運行機制，也就需要建立相應的會計體制。因此，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會計運行機制，首先就需要改革現行的會計體制，實現現行會計運行機制的重構。

一、確立以企業會計運行為立足點的會計體制

會計體制最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明確不同經濟主體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權利、責任關系，對各經濟主體在會計運行過程中職責權限進行劃分，使各經濟主體在社會會計運行過程之中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以實現社會會計運行的協調有序進行。從三大經濟主體理論來說，會計體制的關鍵是明確政府、企業和會計人員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權責關系，使政府、企業和企業人員在宏觀會計運行和微觀會計運行過程中各盡其責、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實現我國會計運行高效率與高效益，在會計職能發揮作用、會計運行目標實現的同時，促進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健康有序運行。

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細胞，是宏觀經濟運行的個體，企業經濟運行情況如何，直接制約著國民經濟宏觀運行狀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作為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其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直接影響著市場經濟整體的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就是要著力于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運行主體，成為充滿活力和生機的市場主體。在會計運行方面，企業會計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如何，同樣對企業經濟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具有重要的影響，甚至決定著企業經濟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同時，企業微觀會計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也是宏觀會計運行的基礎，制約著宏觀會計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可以說，沒有企業微觀會計運行的高效率與高效益，沒有企業會計運行的合理有序，就不可能有宏觀會計運行的高效率與高效益，宏觀會計運行也難于達到甚至不可能達到有序運行的最佳狀態。

企業經濟主體作為聯結個人經濟主體與政府經濟主體的中介，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個人經濟主體一般都是借助于企業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表現其經濟行為的，借助企業經濟運行過程參與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也就是說，個人經濟主體處于企業經濟主體的直接管理和管制下進行經濟行為，個人經濟主體的經濟運行決定于其所處的企業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由此個人經濟主體在企業管理與控制下所進行的經濟行為直接表現為企業經濟行為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企業經濟運行過程是由眾多個人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所構成的，但個人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總是依附于企業的經濟運行，服務于企業經濟運行目標的實現。在會計運行過程中，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會計運行的微觀性和企業會計人員的企業化，決定著會計人員經濟行為和會計行為對企業經濟運行和會計運行的依附，決定著企業會計人員總是借助于企業這一組織形式，參與宏觀會計運行過程。也就是說，會計人員的會計行為內化于企業會計行為之中，它是通過企業的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表現出來的，而會計人員在會計運行過程中與政府的聯系則是通過企業會計行為表現出來的；反過來說，政府與會計人員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聯系也是通過企業這一中介進行的。作為企業的會計人員，政府對企業會計運行的要求，最終要形成對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要求；對企業會計運行的過程的約束，最終也將形成對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約束。但是，政府對會計人員的要求和對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約束，最基本的目的是對企業會計運行的要求以及對企業會計運行的約束，對會計人員的要求和對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約束只表現為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會計人員作為企業的一員，總是處于企業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下進行會計行為。在其他條件既定的情況下，企業對會計人員能夠實施有效的管理與控制，能夠有效地組織其會計運行過程，一般情況下包含著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高效率與高效益。可以說，企業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高效率與高效益，企業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優化，是企業對其會計運行及其會計人員會計行為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結果。因此，沒有企業會計行為和會計運行的合理化，很難實現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優化、高效率與高效益。當然，企業會計人員會計行為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其會計行為可能起因于對自身的其他目標的追求，有時可能表現為與企業會計運行優化的非同一性，甚至與企業會計運行目標相偏離，但一般情況下，會計人員的會計行為總是服從和服務于企業會計運行目標，以實現企業會計運行目標，促進企業會計運行高效率與高效益而進行的。因此，會計體制明確會計運行過程中政府、企業和會計人員權責關系的中心環節，在于明確政府與企業的權責關系。

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承擔著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管理調的職能，在宏觀會計運行過程中也同樣承擔著對會計運行過程的調控管理的職能，以促進宏觀會計運行協調、有序。為了實現對會計運行的調控管理職能，政府作為一特殊的會計行為主體，通過經濟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將宏觀會計運行方向和目標，以及宏觀經濟運行對微觀會計運行的要求體現于其中，一方面為企業微觀經濟主體的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提供基本規范、基本要求及其會計運行的基本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對企業會計運行進行約束，對其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不當會計行為進行調節，使各微觀經濟主體的會計運行符合宏觀會計運行的要求。

政府作為宏觀會計主體，其會計運行目標的實現是以企業會計運行目標的實現為基礎和前提的。沒有企業微觀會計運行過程的順利進行及其會計運行目標的實現，就不可能有政府宏觀會計運行目標的實現。政府會計行為的第一個方面，實質上是為企業微觀會計主體的會計運行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第二個方面則是對企業會計運行實施監督，對其會計行為進行調控，目的在于促使企業按照宏觀會計運行的要求組織其會計運行，保證實現其自身的會計運行目標。政府會計行為兩個方面的內容的具體實現，都依賴于企業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政府制定的有關會計法規，如果沒有企業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的合理化，則無法發揮正常的約束作用，再好的法規也形同虛設；政府對企業會計運行實施監督和調控，如果企業不對其監督調控信號作出反應，不發生相應的會計行為，也就不可能達到其預期的監督調控目的。

要實現宏觀會計運行目標，關鍵在于企業會計運行；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會計體制和會計運行機制，關鍵也在于建立良好的和健全的企業會計運行機制。因此，造就良好的企業會計運行機制，實現企業會計運行機制的重塑，就成為構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會計體制的基礎。

二、重塑企業會計運行機制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會計運行機制的關鍵，在于企業會計運行機制。要建立和完善會計運行機制，首先就需要對現行企業會計運行機制進行重新塑造。

從整個會計體制來說，首先就要擴大企業在會計運行方面的自主權，保證企業會計運行過程的獨立性。從現行會計體制來看，企業雖然在會計運行方面較傳統經濟體制下有較大的自主權，企業會計運行過程有一定的獨立性，但企業會計運行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政府會計行為的依附狀況。因此，當前應當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不斷擴大企業在會計運行方面的自主權，使企業成為一個真正的獨立的會計主體。擴大企業會計運行方面的自主權，不僅是重塑企業會計運行機制的需要，更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應有的內容。擴大企業會計運行的自主權，一方面為企業會計運行 的獨立性創造了條件，有利于逐步形成其獨立的會計運行過程；另一方面，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作為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的重要內容之一，有利于促進企業制度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擴大，是宏觀會計運行乃至于宏觀經濟運行實現高效率與高效益的基礎。沒有企業會計運行的自主權，就沒有企業獨立的會計運行過程，企業則缺乏自主地組織會計運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其會計運行就不可能實現高效率與高效益，從而宏觀會計運行的高效率與高效益也缺乏存在基礎。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擴大也是企業會計運行機制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從運行機制理論來說，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擴大是企業會計運行目標確立的條件，是實現企業運行自我約束，以及接收政府會計運行調控信號并對其作出靈活反應的基礎。因為企業只有在追求自身會計運行目標實現的導向下，才能能動地組織會計運行和進行會計行為，靈敏而自動地接收政府通過市場傳導的信息，并按照宏觀會計運行的要求對自身會計運行進行調節與約束，從而形成其會計運行的目標機制、動力機制、調節與約束機制。

企業會計運行方面的自主權包括會計核算、會計人員管理、內部會計管理、會計運行組織管理形式等方面的自主權。由此，在新會計體制中企業應當在會計核算、會計人員管理、內部會計管理等方面被賦予較現行會計體制以更大的自主權，賦予企業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所應具有會計運行方面的權力，以保障其能夠獨立自主地組織自身的會計運行，實現自身的會計運行目標。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作為經營自主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其自主權的有效行使需要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給予提供條件和支持，因此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擴大，應當與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的擴大相結合、相配合。

其次，創造企業會計運行機制的形成與發揮作用的外部經濟環境。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擴大，只是企業會計運行機制重建的必要條件，并不是其充分條件。要實現企業會計運行機制的重建，還必須提供其形成與發揮作用的外部社會經濟環境。創造企業會計運行所必需的外部經濟環境，一是要保障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擴大落到實處，使企業在行使會計運行自主權的過程中不受侵害。為此，需要規范政府的會計行為，并對其會計行為進行約束，使其會計行為有利于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落實，而不是對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否定。政府對企業會計運行的調控，也必須建立在企業獨立地進行會計運行的基礎上，而不應是對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剝奪。

最后，建立對企業會計運行的約束機制。在擴大企業會計運行自主權的同時，還必須對企業會計運行施加一定的約束，引導企業的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按照宏觀會計運行的要求進行。約束機制的形成，首先要有較硬的預算約束，從財務和經濟利益上對其會計行為進行引導和約束。其次是會計法規約束。健全企業會計運行所應遵循的會計法規體系，對企業會計行為和會計運行過程提供基本的規范、發展方向和目標，使企業會計運行在會計法規約束和允許的范圍內進行。

三、合理界定政府在宏觀會計運行中的職能

將企業會計運行確立為新會計體制的立足點和基礎，只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會計體制的一方面的內容，為了保證和促進企業會計運行的合理有序，在社會會計運行過程中充分發揮政府這一特殊的會計主體的職能作用，也是新會計體制建立和有效運行的重要的內容之一。

政府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職能作用，是由于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者身份所決定的，是由于政府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在宏觀會計運行過程中自然也應當擔負起管理者的責任；同時，政府為了實現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職能，也需要其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發揮相應的職能作用。市場經濟體制不僅需要政府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發揮職能作用，而且要求其強化在宏觀會計運行過程中的職能作用。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傳統經濟體制變革的產物，也要求政府改革其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發揮職能作用的方式和方法，調整政府會計行為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強化政府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作用，并不是說政府可以直接干預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從當前的情況來說，政府由于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特殊地位，在會計運行過程中也往往表現出超越其職責范圍內應該發生的會計行為。因此，對政府會計職能進行明確界定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政府與企業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權責關系來看，政府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職能主要應當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制定宏觀會計發展規劃，明確宏觀會計運行發展方向。制定宏觀會計發展規劃，是指政府根據一定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和規劃，提出宏觀會計運行的發展方向，明確社會經濟發展對微觀會計運行的基本要求。宏觀會計發展規劃主要應當是長期性、指導性的，主要是為企業等微觀主體的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明確方向。

2.建立和完善會計法規體系。會計法規建設包括會計核算法規、會計人員行為規范和會計管理法規制度等方面的建設。會計法規是政府會計行為法制化的載體，是政府對微觀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宏觀會計運行要求的具體化和條文化。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會計法規，將宏觀會計運行的發展方向、宏觀會計管理的要求具體體現于其中，一方面為企業等微觀會計運行提出具體要求，明確具體方向；另一方面也對企業等微觀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提出基本約束。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的會計法規，將企業等微觀會計運行或會計行為納入法制化管理的軌道，使企業等微觀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均處于統一會計法規體系的約束下進行，從而保證建立宏觀會計運行所需要的正常的合理的會計運行秩序。

會計法規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應當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以適應和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為目標。目前的會計法規不僅存在著體系有待于進一步完善的問題，而且由于歷史的繼承性，現行會計法規中殘留著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內容，存在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問題。為此，當前應當對現行的會計法規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和規律對其進行清理，對不適應的內容進行修訂，以期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會計法規體系。

3.實施對微觀會計運行過程的監督管理。會計法規的制定與完善。只是為會計運行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基本要求，要將這種要求變成現實，還必須強化對會計法規實施的監督檢查，從而保證企業等微觀會計運行的健康發展。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而存在，在對其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實現其經濟運行目標的過程中，有可能發生與宏觀會計運行乃至于宏觀經濟運行要求不相協調的行為，進行與會計法規相違背的行為。為此，政府必須按照會計法規的要求，加強對企業等微觀會計運行過程的監督和管理，一方面促使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嚴格按照會計法規的要求組織會計運行；另一方面通過監督檢查會計法規的執行情況，及時發現并糾正企業會計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而保證企業會計運行的健康發展。

相對于建立和完善會計法規體系來說，當前強化對微觀會計運行過程監督和控制更為重要。因為只能通過強化對企業等的微觀會計運行過程的監督，才能使會計法規落到實處。否則，再好的會計法規也形同虛設。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政府應當建立經常性的監督機制，一方面應大力發展注冊會計師事業，擴大注冊會計師社會會計監督面；另一方面應強化稅收監督，使稅收監督與會計監督結合起來。從理論和現實來說，稅收監督和會計監督雖然在目標和方法上存在一定差異，監督的依據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兩者監督的對象是共同的，只是其側重點不同則已。應當寓會計監督于稅收監督之中。在實施稅收監督的過程中實現對企業的會計監督，在實施會計監督中發揮稅收監督的優勢。我國自八十年代初期以來，開展了財務稅收大檢查，從原來設想的臨時性監督演變成常規性的監督，但它并不能代替會計監督機制的重建。因為，財務稅收大檢查在開展之初帶有明顯的目的性，在其實施過程中難免影響其公正性。其次，要加大會計監督力度，加大執法力度，使會計法規真正落到實處，使會計法規真正發揮規范會計行為的作用。

第2篇：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范文

        經濟增長不僅與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數量有著密切關系 ,而且 ,在社會投資總量既定的條件下 ,為實現均衡的經濟增長 ,要求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在投資結構上相互協調和相互補充。對處于發展中國家地位的中國來說 ,政府投資是國家利用所掌握的財力資源對社會經濟系統的直接資金投入 ,其投資活動是影響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重要因素 ;政府投資方向的確定 ,依據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 ,直接體現著國家對國民經濟全局的部署和投資意向 ,有選擇地將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主導產業等部門 ,并以追求宏觀經濟利益為前提。

        在現代經濟運行條件下 ,經濟增長率取決于投資增長率和投資效率增長率。為實現經濟的有效增長 ,中國“九五”期間開始的以后相當一段時期內 ,一項長期的戰略重任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 ,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 ,從速度型轉向效益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轉變 ,與財政投融資的運作緊密相關。

        1 .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實踐來看 ,經濟增長率與資本增長率存在較大的相關性。一般來說 ,經濟增長率高的國家和地區其資本增長率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高 ,如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長率較低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較低。這說明處于高速增長中的國家 ,急需疏通和完善將儲蓄資金轉化為投資的渠道。財政投融資的基本功能 ,在于通過政府信用將民間閑散資金轉化為社會投資 ,并以較低的交易成本來完成財力資源的轉移與配置滿足經濟增長的要求。

        2 .經濟增長率與資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 ,在資本增長率不變的情況下 ,資本配置效率越高 ,經濟增長率也越高 ;資本配置效率低 ,經濟增長率就低。就財政投融資對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的作用來分析 ,首先 ,通過財政投融資的運作 ,使那些符合產業發展方向、成長性良好、技術含量高的企業 ,能夠得到超常的發展 ;并由此促進新興產業的成長。其次 ,通過財政投融資在資本市場的運作 ,消除企業存量資產長期凝固的障礙 ,推動存量資產按市場經濟要求進行流動與重組 ,充分利用企業存量資源。再次 ,通過財政投融資合理配置資源 ,促使企業經營機制發生轉換 ,強化企業的內部管理 ,營造具有良好約束力度的微觀經濟運行機制 ,鋪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微觀基礎。

        3.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增長方式 ,與投資方式的轉換是分不開的。中國經濟運行中幾次出現的大波動 ,都與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和投資需求膨脹相關 ;說明投資作為宏觀經濟運行中最活躍的因素 ,通過乘數作用對經濟系統施以巨大的影響。同時 ,投資在創造社會需求的同時 ,也會增加社會供給 ,成為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的主要因素。通過財政投融資的運作 ,增強政府宏觀調控的實力 ,對社會投資規模進行調控 ,改善經濟結構 ,將促進增長方式的轉換。并且 ,財政投融資的誘導和擴散的導向效應 ,促使社會投資方向趨于合理。

        4.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 ,體現著對科技進步的要求 ,特別是在對現存產業結構的改造中要加大技術含量 ,加快技術改造 ,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在目前我國產業部門設備老化和總體技術水準較低而政府公共預算資金十分拮據的狀況下 ,急切需要運用財政投融資 ,為政府和企業籌集更多的長期建設資金 ,加大對基礎產業的投資力度 ,增加高新技術的開發能力 ,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 ,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財政投融資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較強的作用力度 ,因此 ,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中 ,運用財政投融資 ,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基本要求 ,同時也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

        二、對經濟結構的優化

        國民經濟運行中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否 ,從靜態上看 ,是決定于存量資本的結構狀態 ;從動態上分析 ,則與資本的投入緊密相關聯。由于社會總投資的投向與部門投資份額決定著各產業發展速度的大小和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 ,所以 ,增量資本結構的合理與否和優化程度 ,就影響著現有經濟結構的調整及演變趨勢 ,需要通過合理的增量結構來實現對既存產業結構的變革。財政投融資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一種調節手段 ,存在著對增量結構內在的調節機制 ;可以通過債券、股票、投資基金、bot等融資手段 ,增加對能源、交通運輸、原材料和農業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 ,以緩解和消除“瓶頸”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制約 ;財政投融資運作具有明顯的產業政策傾斜 ,對經濟結構的改善和合理化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 ,通過財政投融資對增量資本的結構調整變化 ,來促進資產存量的調整 ,使生產要素合理流動 ,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中國目前正處于從比較落后國家向中等發展水平國家轉變的階段。而在這一階段中的國家往往是結構變化最為顯著的 ,從某種程度上講 ,處于該階段的國家能否轉變成功 ,成為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 ,乃至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主要取決于能否通過急劇的結構變革來推動的。從中國近幾十年發展的歷程來看 ,中國從一個以農業產業為主的落后國家成長為初步工業化的國家 ,經濟結構和投資結構發生了巨變 ,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然而 ,在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 ,中國始終受到結構制約的困擾 ,投資結構的扭曲已經成為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生產力地域布局結構不合理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實現投資結構的轉換成為當務之急。在經濟結構的變動和調整中 ,工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作用具有明顯的差別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調節方式也就大相徑庭了。從而 ,體現政府政策意圖的財政投融資之運用以及運用程度在客觀上就有著極大的差異性。由于工業發達國家的產業基本處于現代化 ,根本性的結構轉換已經完成 ,新的結構變革不存在技術上和組織制度上的障礙 ,產業之間的結構均衡主要依靠市場的自組織過程或部門之間的協調來實現 ;故對發達國家來說 ,產業結構的調整 ,不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 ,而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化途徑來輔助或微調。與此相反 ,由于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和所面臨的發展要求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其經濟結構不僅是影響經濟運行的局部問題 ,而且具有宏觀戰略上的重大意義。調整產業結構 ,促使其向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 ,既是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調控的目標 ,又是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作用不僅是提供經濟發展的一般環境 ,而且是作為合理配置資源、實現產業結構轉換和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組織者。因此 ,財政投融資就必然在以下方面起著較大作用并成為政府實現經濟結構合理化的重要調節工具。

       1 .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現狀 ,都存在著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 ,同時并存著的現代經濟部門和傳統經濟部門 ,不僅建立在兩種不同的技術基礎上 ,而且具有不同的制度結構和行為方式。在某種意義上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 ,就是結構轉換和組織制度創新的過程。政府通過運用財政投融資 ,加大產業政策的實施力度 ,來保護和扶植我國新興的幼小產業 ,促進這些產業的盡快成長 ;同時 ,面對世界科學技術的新發展 ,進行比較和選擇 ,促使世界科學技術的最新結晶在我國的采用和發展 ,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現實基礎上有一個較高的新起點 ;從而加快經濟現代化的進程。

        2 .由于目前中國市場機制的不完善 ,市場要素發育不良 ,市場體系不健全 ,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受到極大抑制 ,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在現實中似乎一時難以達到 ,而通過政府的適度干預、產業政策的導向以及財政投融資的運作 ,給微觀經濟組織指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方向 ,有利于促使企業作出長期決策的正確選擇。

        3.在加入 wto與實現產業發展和結構轉換的外部環境上 ,國內生產及供給結構與國內需求結構 ,特別是同國外的需求結構之間的差距很大 ,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出口產業不僅是國內生產部門的量的擴大和延伸 ,而且是在一個更高層次上的結構調整 ,存在一個明顯的外向化發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 ,整個國家的產品競爭力和它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是相輔相成的 :沒有競爭力的提高 ,參與國際貿易的程度就不可能迅速提高 ;同時沒有先進的技術和裝備的引導 ,也難以增加出口競爭力。因此 ,要實現外向化發展過程的良性循環 ,需要財政投融資配合相關的外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 ,支持出口創匯企業的運營 ,在利用現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不斷地形成一些具有新的比較優勢的出口產業 ,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

       4.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較大的結構偏差 ,并處于產業成長過程中結構重組的轉變時期 ,面臨著重新構造產業結構的重大選擇。伴隨著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革 ,幾乎會引起一些重要的經濟過程、經濟變量及其相互聯系的深刻變化。偏差協調成為產業結構變革的基本內容 ,而且這種協調的成功與否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體制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財政投融資運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作用 ,在于配合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實施 ,促使國民經濟的流量結構發生變化 ,引致社會資產存量作出相應的調整 ,從而有效地實現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目標的協調。

        三、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

        財政投融資作為政府的一種重要財力資源和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市場經濟運行條件下對經濟運行具有較強的宏觀調控功能 ,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諸方面 :

         1 .充實社會先行資本 ,填補財政公共預算和銀行信貸的投資空白。財政投融資在實施過程中 ,既體現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政府經濟政策的政策取向 ,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則運行 ,以確保資金投放的安全性和必要的增值性。通過發展財政投融資 ,形成財政預算、金融、財政投融資三足鼎立結構的宏觀投資體系 ,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財政投融資作為既具有財政性質、又具有金融性質的政府投資 ,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方式。建立財政投融資體系 ,就是規范政策性銀行和財政信用 ,轉變財政職能 ,促進金融體制的改革深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 ,財政投融資承擔產業結構調整的重任 ,主要從事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以及其他一些長期、風險性和地緣政治因素而需要的政策性投資項目。

        2 .通過發展財政投融資 ,增強政府對社會基礎設施的投資和調控能力。社會基礎設施是經濟基礎結構的最主要的構成部分 ,是人類在長期經濟活動過程中為自己創造的基礎條件。社會基礎設施對生產和再生產、國民生活乃至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保障和促進的巨大作用。由于其重要性和自身的特殊性質 ,決定了政府運用經濟政策手段予以調節、控制和管理的必要性。即使是在以私有制為基本社會制度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 ,對此也是實行相當程度的管制。如美國政府始終對交通運輸業、信息業 (主要是電訊、郵電 )、公用事業 (供水、電力、水利 )進行較多的干預 ;在日本也同樣對電力、煤氣、水道、交通運輸、通訊等進行專門的干預和控制。政府通過財政投融資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營運管理 ,實行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 ,實際上是通過利用基礎設施的基本特性以及營運的外在經濟性 ,對市場主體實行利益誘導而實現的。

        3.中國經濟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從對投資需求來說 ,既要在投資規模上有一個合理的擴大需求 ,也要求投資結構能適應國民經濟協調和穩定運行。前者是依據“九五”和“十五”期間的經濟增長率 ,只有保持一定投資率才能實現相應的經濟適度增長。財政投融資是該時期一條吸收社會閑散資金、將民間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重要途徑。同時 ,財政投融資對在“九五”和“十五”期間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和投資的技術含量 ,也顯得極為重要。近幾年對某些基礎產業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所增加 ,但如何通過投資結構的調整來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以及支柱產業 ,合理調整經濟結構 ,以消除政府宏觀調控的“缺位”現象 ,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第3篇：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行政管理導向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0-000-01

美、德、日市場經濟體制是迄今世界各國中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模式，它們各有特點，各具風格。1991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場經濟的三種主要模式：美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德國和北歐一些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法國、日本的行政管理導向型市場經濟模式。

一、美國市場經濟模式

美國模式，即“企業自主型”市場經濟模式，又稱“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它十分強調保障企業作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權利，政府只較少直接觸碰企業，而是指向市場。其體制與運行特征主要有：

（1）企業享有比較充分的自。美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是自由企業制度。企業作為市場活動的獨立主體，擁有比較完整、充分的權利，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等微觀決策通常都是由企業自行決定。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重點是企業的自由。當然，企業的這種“自主性”是建立在較完備的法律基礎上的。因此，企業經營中一般都很重視法律方面的工作，較小的公司聘有專職律師，較大的公司一般都設立法律部。

（2）市場是經濟運行的中心環節，政府宏觀調控活動集中在市場上。美國政府比較強調市場的合理性，注重限制壟斷，保護競爭。美國通過了一系列的反托拉斯立法，以法律手段盡力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另外，由于市場調節的有效與否取決于市場提供給企業的信號是否真實，美國政府把盡可能地使市場信號真實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職責，目標主要是反周期和反通貨膨脹。

（3）政府宏觀調控手段偏重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美國政府對經濟運行的介入和干預也是依法進行的，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依據對市場總需求的分析，采用或松或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其直接目的是為了擴大或壓縮市場上的有效需求，通過市場上供求總態勢的變動，引導企業對市場作出反應的形式進行決策調整。美國政府宏觀調控手段不那么強調具體功能以及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

（4）體制關系的透明度較高。美國模式中政府、市場和企業的相互關系以及各自地位，一般都有明確的法律作出規定。尤其是政府的行為，都要以立法為依據。政府的宏觀干預和調節，也必須落實到法律上，通過立法來貫徹執行，具有較高的公開性。

二、德國市場經濟模式

德國模式，即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認為它實行的是宏觀控制的社會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對把經濟統緊管死，而是將個人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的原則結合起來，通過國家的有限干預實現“社會公正”。其體制與經濟運行特征主要有：

（1）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證自由競爭，限制壟斷。市場競爭是推進經濟發展的最強大動力，也是社會最主要的支柱。壟斷和“不道德競爭”是市場機制有效性的最大威脅。政府干預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和維護合理的市場競爭秩序，消除有礙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因素。在市場自由的基礎上，企業也是自由的；企業的自主性，又是市場機制有效作用的必要條件。

（2）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是實現穩定與均衡。市場機制的有效性取決于經濟環境的有序和經濟運行的穩定，其中主要是指價格穩定、貨幣穩定、增長穩定以及收入穩定。為此，宏觀調控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制度政策、穩定政策和社會政策。制度政策即保證充分、有效的市場競爭政策；穩定政策包括物價、貨幣、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穩定，具體手段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和結構政策等；社會政策包括收入再分配、社會保障等。

（3）有比較發達的社會保障制度。德國市場經濟力爭經濟高效率又兼顧社會公平。為維護社會公平，德國通過立法推行監督、影響之下的雇主與職工“共向決定”制度。有關工人就業和收入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工人都有參與決定的權力。另外，德國進一步擴展社會保障制度。通過政府（財政的轉移支付）、企業和職工（認保繳費）的“三方付費”制度，建立起了比較完備、具有較高水平的醫療、失業、退休和事故等各種各樣的保險，以及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制度。

（4）體制關系的透明度很高。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中，法律保障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通過各種立法建立和維護有序的、合理的和公平的競爭秩序。體制關系中透明度很高。

三、日本市場經濟模式

日本模式，即所謂政府指導型，又稱“社團市場經濟”。日本非常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既調控市場，也直接引導企業，并且將重點放在后者之上。日本市場經濟體制與運行的特點有：

（1）比較突出地強調政企合作。日本“政府指導型”市場經濟，并不是指企業的自主發展必須充分考慮來自政府的各種信號，而主要是尋求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調一致。在這種體制關系中，十分強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共同參與決策，爾后分別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具體實施。企業仍然是獨立的微觀經濟主體，但受到政府有關經濟計劃的明顯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講，其自主程度相對較低。

（2）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把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起來。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在發揮市場調節的同時，重視政府宏觀調控對社會資源配置的作用。日本的政企關系建立于市場與企業關系的基礎之上，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場調節，而是設法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彌補市場調節之不足。

（3）有一套官民結合的嚴密而有效的經濟管理的組織體系。日本的“政府主導型”還表現在它的經濟組織制度上。從政府機構到半官方的經濟審議會，再到民間的行業團體和企業問內部的橫向聯系，是一個政府主導、民問經濟界充分參與的多層次官民一體型體系。官與民相互聯系，互通意見，有機結合。這樣既便于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切合實際，平衡各方利益，又有利于經濟政策得到企業和公眾的響應和自覺執行。

第4篇：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 政府經濟管理 職能定位實現

0引言

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要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因此，我們要明確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定位，才能進一步確定如何實現定位。

1政府經濟職能的概念

政府的經濟職能是政府職能的之一，政府職能有三個方面：政治職能、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涉及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的經濟職能是指：“政府在經濟的管理運行、組織、推動發展上的職能。”政府的經濟職能并不是一開始就存在且完善的，而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不斷形成的。一般而言，政府的經濟職能包括以下內容：組織、指揮、協調、監督、微觀調控、宏觀調控等。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不僅是財產所有者、經營者，還是管理者，兼具多重身份。而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定位已經不能適應，這就要重新定位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更好地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2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存在的主要問題

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的一種經濟體制，是一種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職能越位或錯位。這是指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的范圍沒有明確界定，多管了不應該涉及的經濟領域。

其次，經濟管理職能執行力度不到位的或者缺失。這一問題是指政府經濟管理的職能沒有發揮，或者履行了職能，但是執行不到位。

第三，職能履行方法不健全。當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履行著重依靠行政手段，忽視了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使用。

3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定位

3.1明確政府經濟職能的定位原則

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政府經濟管理職能也在逐步豐富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也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發揮其作用。在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區域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側重點不同，要從實際出發，以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勵志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定位主要遵循以下原則：（1）必要性原則。市場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離不開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經濟管理是一種政府行為，在實際的應用中常會出現越位的行為，涉及到不應該觸及的領域。因此，政府在履行經濟管理職能的時候要進行嚴格的范圍界定，不能不合理的擴大化。（2）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要求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只有堅持科學發展觀不放棄才能實現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3）勝任原則。政府應該考慮自身的實力，量力而行。

3.2從主體視角來定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

政府作為經濟管理的主體，要能明確區分政府管理的范圍和側重點。在確定的管轄范圍內，實施有效的經濟管理，因地制宜，松緊適宜。對于市場經濟運行良好的范圍，要放松管理，從微觀和宏觀上整體調控市場，維護市場的健康穩定；對于不良競爭行為，要嚴加制止和懲戒，維護市場的良好秩序。可持續發展要求經濟發展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要注重對環境的保護，不能竭澤而漁。

3.3從職能視角來定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

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范圍較廣，涉及到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不是嚴格管理經濟運行的各方面，而是要維護市場的有序，通過指導和導向、組織和規劃的職能、調和和控制、協調補充、社會服務、管理監督等職能做好市場的調控。

4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實現

4.1建立科學的管理手段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也在逐漸的改革和完善，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就是不受約束的。目前，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越位、錯位、缺位等現象層出不窮。為改善這些不良的管理現象，政府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變管控政府為服務型政府，解決政府在職能履行過程中出現的不良現象。除此之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政府要維護市場競爭的公平性，這就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的法治管理制度，出臺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規，以法律的制約和制裁來約束市場經濟中的不良經濟行為，維護市場運行的健康和有序。

4.2轉變管理理念，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經濟不僅僅對內，還要面向國際市場，這就要求政府轉變管理理念，加強宏觀調整，以確保經濟的穩定運行。這就需要政府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對我國經濟從宏觀上進行發展規劃，確定經濟發展朝著既定的目標平穩運行。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做到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市場發展的良性運行。第二，善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穩定市場經濟的發展，防止市場出現大的變動。第三，為我國經濟的國際化發展保駕護航，在國際競爭中，我國的市場經濟仍面臨較大的風險，政府應該給予充分重視，及時給予預警，確保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經濟體制的改革從來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也要隨之變革，政府要重新審視自身的經濟管理職能，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重新定位，確保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參考文獻：

[1]王玉文.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實現我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轉變[J].中國外資，2011（21）：202.

第5篇：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范文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第6篇：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范文

 

一、著眼全局．充分認識會計指數的重大意義會計信息對于真實、準確、完整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具有重要作用。經過提煉的企業會計信息可以幫助政府及時深人地了解微觀經濟基礎，把握宏觀經濟走勢，做好宏觀經濟決策。充分發揮會計信息的有用性，提升會計的決策支持作用，是企業與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標，也是會計工作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楊紀琬和閻達五教授就提出，會計制度既要為本單位服務，又要為國家綜合部門服務，兩者不可偏廢。他們特別指出，我國會計制度的設計要特別考慮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楊紀琬和閻達五，1980、1982、1984；楊紀琬，1984；閻達五，1984)。此后，閻達五教授等許多會計學前輩也試圖從社會會計、宏觀會計等角度探索會計為宏觀經濟決策服務的路徑(閻達五，1988)。

 

囿于當時會計制度和會計信息質量的限制，這些學術思想未得到系統深入的研究。近年來，我國企業的會計工作取得了很大進步，會計準則的不斷修訂完善為企業提供可靠的會計信息奠定了基礎。上市公司的季報、半年報及年報為學術界和投資者提供了大量可利用的財務信息，財政部門也積累了包括國有企業快報在內的大量會計信息。這些會計工作對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社會有序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會計信息已在企業微觀決策中發揮出重要作用，但其在宏觀領域的決策支持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尚有廣闊的提升空間。正是基于這種情況，財政部王軍副部長提出①，應該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一個或者一套綜合反映一家企業、一個行業乃至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景氣程度的會計指數，以提升會計工作在宏觀經濟決策中的地位與影響。可以說，會計指數研究是時代的要求，發展的必然，是大勢所趨、潮流所向。具體而言，會計指數的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會計指數的研究，是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經過30余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大大提高。而市場經濟條件下，信息資源連同其他生產要素，已經成為彌足珍貴的經濟資源。沒有一流的數據，就沒有一流的決策。無論是政府加強宏觀調控，還是企業加強微觀管理，都離不開高質量的信息資源的支持。與其他信息源相比，會計信息有其特有的一套比較科學、嚴謹的方法，集中表現在從填制憑證到登記賬簿再到編制會計報表這套“會計循環”上，這套科學的方法保證了會計資料的全面性、系統性、真實性和客觀性。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的會計指數，可以充分挖掘利用會計信息資源，提升會計信息的集成度，有助于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第二，會計指數的研究，是加強經濟管理的需要。市場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不斷調整職能，一方面盡可能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另一方面又需要政府及時掌握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適時推出適當的經濟政策，保障經濟的平穩運行。作為宏觀經濟運行的主體，企業的經營狀況是宏觀經濟部門判斷經濟運行狀況的重要參照。而具有反映和監督職能的會計工作，以其科學嚴謹的信息處理方法，系統、真實、客觀地反映了企業的運行狀況和財務成果。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的會計指數，是企業財務信息重要和系統的反饋渠道，也是宏觀決策的重要參考。通過對會計指數變化趨勢及變化原因的深入分析，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可以更好地掌握和監測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科學地分析判斷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合理地引導資源配置的行業地區分布，有效地推進產業政策實施。這對于提高國民經濟預測、預警與監測水平，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具有積極作用。

 

第三，會計指數的研究，是構建協調統一的中國會計體系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會計行業始終堅持推進會計改革和發展，以提升會計信息質量為紐帶，以構建充滿活力的中國會計體系為目標，既融人國際，又獨具特色。為了深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財政部結合財政、會計工作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和廣泛征求意見，在此基礎上初步確定了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會計行業的發展戰略，把全力加強法制建設、會計準則、審計準則、內部控制、XBRL、會計鑒證、人才評價和會計指數等八個方面的工作作為重中之重，并努力打通各個子系統之間的對接通道，形成既各有特色，又相互促進，銜接有序、整體互動、相得益彰的中國會計體系，更好地發揮其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和服務效能(王軍，。會計指數是中國會計體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子系統。會計指數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發揮中國會計體系的信息保障作用、決策支持作用、風險預警作用和管理提升作用，為會計的協調發展探索一套新機制、闖出一條新路子、開辟一片新天地。

 

第四，會計指數的研究，是提升我國會計在國際上影響力的需要。我國經濟在國際舞臺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會計作為反映經濟活動、服務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也理應走上國際舞臺，扮演其應有的角色。近幾年，我國推進的會計審計改革、領軍人才培養、內控體系建設及可擴展商業語言(xBRL)，得到了國際國內的充分肯定和廣泛好評，中國會計行業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明顯增強。而在會計指數的研究方面，我們更是走在了國際同行的前面。我們應當持續推進這項工程的研究工作，一步一個腳印，腳踏實地，努力提供具有國際水平的研究成果。

 

第五，會計指數的研究，是增強會計社會影響力的需要。目前，會計數據更多地被用于分析單個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較少與行業綜合評價乃至宏觀經濟分析相結合，而微觀企業又是整個經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運營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因此，對微觀企業會計數據加以提煉，使其能反映一類企業乃至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有助于拓寬會計數據的應用范疇，有助于提升會計的決策支持作用，提升會計工作的地位，增強會計的社會影響力。

 

二、集思廣益。合理構建會計指數的研究框架立足于基本的會計理論與宏觀經濟理論，充分借鑒指數編制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利用公司會計信息與科學的統計方法，可以嘗試構建基于企業會計信息的一套指數體系，這個指數體系包括綜合反映企業經營對宏觀經濟綜合貢獻的價值創造會計指數，評價某一行業內企業整體運行情況的行業評價會計指數，以及分析單一企業股票投資價值的企業投資價值會計指數。指數的整體框架如圖1所示：

 

在圖l中，價值創造會計指數是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的反映企業經營對宏觀經濟綜合貢獻，進而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指數。該指數體現了宏觀經濟運行中微觀企業的價值貢獻，通過考察該指數的變化，可以直觀地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的變化趨勢。這一指數又可細分為價值創造額和價值創造效率兩個指標，對價值創造額進行構成分析，可以反映股東、政府、員工及債權人等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分配關系及其變化趨勢，為國家制定分配及稅收政策提供依據，促進企業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對價值創造額和價值創造效率分經濟性質進行分析，能夠對不同經濟性質企業之間的價值創造能力和價值創造效率進行對比，從而為國家有關部門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政策，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非國有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參考。對價值創造額和價值創造效率進行細分行業分析，可以反映不同細分行業受宏觀經濟變化的影響程度，揭示不同細分行業的經濟運行特點，為國家有針對性地制定產業政策提供依據。對不同細分行業內部不同利益主體的分配狀況進行分析，可以判斷不同行業內的利益分配生態，有助于政府更具針對性地制定稅收和收入分配政策。對價值創造額、構成及效率進行分地區分析，可以反映全國各地區的大制造業上市公司在經濟增長、收人分配及資源使用效率方面的發展動態，為國家及地方政府制定相關行業的區域發展戰略、資源分配政策、差異化的稅收政策提供參考。

 

行業評價會計指數是利用企業會計信息編制的綜合評價某一行業中企業在特定會計期間內整體經營情況和財務狀況的指數。該指數是對宏觀層面價值創造會計指數在大行業和細分行業的深入分析，并形成一系列反映行業發展狀況的基準數據，可以綜合反映一定時期內某一行業的整體發展態勢，進而揭示某一行業當前的運行狀況，據此推斷和預測未來前景。該指數可以為國家相關部門優化產業布局、制定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會計投資價值指數是利用企業會計信息及其市場表現構建的反映企業長期投資價值的指數。該指數可以反映綜合考慮企業盈利能力、盈利質量、成長能力下的投資價值，目的在于引導投資者進行價值投資，充分發揮會計信息在資產定價中的基礎性作用。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作為一個后發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的資本市場不夠完善。最突出的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是市場波動劇烈，二是市場結構不能體現優質優價。究其原因，有體制問題，有監管問題，還有社會文化、投資習慣、市場心理等多種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從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還是從提高投資者投資回報的角度，鼓勵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都顯得尤為重要。企業投資價值指數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王化成等，2012)。

 

上述框架對會計信息的應用不只局限于對企業自身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分析，而是擴展到宏觀經濟運行情況、中觀行業運行質量以及微觀企業長期投資價值等多層次多角度，信息更加豐富，范圍更加全面，層次更加清晰，指數之間功能互補，可以綜合反映一家企業、一個行業乃至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景氣程度，從而能夠發揮指導微觀經濟的“指南針”和反映宏觀經濟的“晴雨表”的作用。

 

三、齊心協力。扎實推進會計指數的研究工作會計指數的研究工作是一項全新的系統工程，技術性強，影響范圍廣，實施難度大，國內外沒有成熟經驗可茲借鑒。開發出一套“立得住、叫得響”的會計指數，為反映經濟運行趨勢、進行經濟預測和宏觀經濟管理與調控服務，是中國會計界應承擔的歷史責任，廣大會計從業人員責無旁貸。相關方面也應認識這項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特別是要認識到會計指數研究的歷史性意義，切實處理好與各項工作的關系，確保會計指數研究工作取得突破。

 

第一，多管齊下，集思廣益，營造會計指數研究的學術氛圍。會計指數研究的扎實推進離不開學術界、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通力合作，共同參與。應該由財政部、會計學會牽頭，采取多種舉措推動會計指數的研究工作，營造全行業研究會計指數，全社會關注會計指數的良好氛圍。這些舉措包括：

 

專門課題起步，研究報告破題。會計指數研究是會計理論的拓展，會計體系的完善。對指數內涵、作用、理論基礎等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決定著指數的質量和效用。因此，會計指數研究首先應從相關課題研究起步，形成具有理論深度、實踐可行的研究報告，把會計指數有關的內容說透，把指數編制的難點理清，然后再探討指數編制和的方法。目前，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課題組主持的財政部重點科研課題“價值創造效率會計指數研究”已經順利完成結項。該課題在研究過程中得到了政府部門、高校、企業等領域內眾多專家和學者的鼎力支持，課題組對會計指數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充分論證，對編制思路做出了反復修改，對樣本數據不斷擴展，從多個角度對編制結果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課題所形成的研究報告資料翔實、內容豐富、論述透徹，為會計指數的破題奠定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技術基礎。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應該在財政部和會計學會科研課題中專設會計指數的相關研究課題，鼓勵廣大會計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圍繞相關問題展開研究，爭取形成一批質量較高、論證透徹、理論與實務有機結合的研究成果。(2)學術研討促進，成果發表推動。鼓勵爭鳴、集思廣益、兼容并蓄是保障會計指數質量，及時發現并解決存在問題的重要手段。中國會計學會可以圍繞會計指數研究的主題組織專門的學術研討會，鼓勵廣大會計學者和實務工作人員就會計指數研究出謀劃策，提供方案。學會主辦期刊可以就會計指數研究開設學術專欄，發表指數研究的優秀成果，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學術氣氛。

 

設置專門研究機構，穩步推進指數研究。會計指數的研究和編制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設置專門的研究機構，持續推進指數的編制、分析和工作。研究機構的職能定位于定期編制并會計指數及指數研究報告，為政府部門、企業、投資者等各方面提供中國企業財務運行的數據及相關研究成果，同時圍繞會計指數研究進行系列衍生研究，以不斷擴大指數的社會影響力。

 

第二，多部門合作，精心設計，解決指數編制的數據源問題。指數編制的質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數據源質量的高低。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目前對指數的測算以上市公司作為樣本，以公開披露的季度報告、中期和年度報告為數據基礎。但是這一思路存在時效性欠缺、樣本量少等缺陷，從而會影響會計指數效用的發揮。鑒于此情況，我們應該加強與國資委、證監會等部門的合作，拓寬指數編制的數據來源。

 

如可以使用國有企業與金融企業每月快報數據編制指數，提高指數的時效性，加強對宏觀經濟決策的影響力。同時，可以增加快報內容，要求企業直接上報人工成本、企業稅費以及利息支出的相關信息，從而克服數據取得的限制，大大簡化指數的編制工作，提高指數質量。

 

另一方面，財政部目前大力推廣的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xBRL)，可以快速、準確、可靠地處理財務數據，大幅提高信息收集、分析的質量，提升會計指數編制的效率和準確性，對于會計指數的研究將具有重大推動和支持作用。XBRL采用的技術架構，具有良好的信息開放性與數據兼容性，能夠在windows、等不同操作系統下直接使用，在不同軟件、平臺、技術間實現數據的可靠提取和順暢交換，還可通過互聯網遠程自動獲取會計信息，從而擺脫對其他數據庫的依賴，可以降低會計信息的獲取成本，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提高會計指數的獨立性。

 

第三，縝密部署，實踐檢驗，推動會計指數的廣泛應用。會計指數的需求源自實踐，指數的研究也離不開實踐的土壤，否則就成了無本之木。會計指數有沒有用?怎么用?用后效果如何?存在什么問題?都需要實踐來檢驗和回答，實踐檢驗通過了，我們才能心里有底。因此，財政部、中國會計學會應該統籌規劃，縝密部署，適時將相關研究成果提供給有關部門進行參考，注意聽取相關部門對會計指數的意見和建議，關注社會各界對會計指數的反應，及時掌握會計指數在后可能產生的影響，發現會計指數應用中存在的問題，抓住重點，深入研究，積極應對。

第7篇：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范文

宏觀旅游管理,是指國家旅游管理機構和相關部門,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旅游發展的總體目標,運用決策、規劃、組織、調控、監督和服務等職能,統籌協調旅游發展中各環節、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關系,實現宏觀旅游經濟的良性運行與發展,不斷提高旅游產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促進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加強宏觀旅游管理,首先必須明確宏觀旅游管理的目標。所謂宏觀旅游管理目標,是指國家促進旅游發展和調控旅游經濟運行的總體目標。由于旅游活動是一種綜合性經濟社會活動,其涉及面廣、環節多、層次多,因此宏觀旅游管理目標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層次性的。從總體上分析,宏觀旅游管理的目標通常可以分為政治目標、經濟目標、社會目標和發展目標四個方面。

1.政治目標

宏觀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標,是按照“以人為本”的發展目標和要求,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通過旅游活動的廣泛開展,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不斷增強公民的愛國主義意識,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科學文化素養,從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同時,還要充分發揮旅游的“民間外交”功能,通過大力發展國際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促進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的交流與合作,提升國家的國際地位和政治影響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國家競爭力等。

2.經濟目標

宏觀旅游管理的經濟目標,是通過有效配置旅游資源和生產要素,提供質量高、數量多、類型全的旅游產精神文明的建設和協調發展。同時,在有效滿足國內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時,為旅游經營者帶來更多的收益,促進旅游目的地群眾收入增加,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為國家增加更多的稅收和外匯收入,推動旅游服務貿易和國際服務貿易,從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

3.社會目標

宏觀旅游管理的社會目標,是通過旅游活動和加強宏觀旅游管理,在滿足國內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進人們相互之間的友誼和理解的同時,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改變傳統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促進旅游企業文化建設和旅游行業職工素質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會就業,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推動與促進旅游目的地各項社會事業的繁榮興旺與發展等。

4.發展目標

宏觀旅游管理的發展目標,是通過加強旅游宏觀管理,不斷豐富旅游活動內容,為旅游者創造良好的旅游環境,促進旅游企業健康發展,推動旅游業和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生態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為實現旅游目的地及整個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從宏觀旅游管理的階段性目標看,一般可以分為近期目標、中期目標和遠期目標。近期目標主要是實現旅游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更好地滿足人們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標主要是實現旅游行業結構和旅游區域布局的合理化,實現旅游經濟持續健康地增長與發展;遠期目標是實現旅游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同時,還必須為后代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生存與發展的條件。

二、宏觀旅游經濟的含義

現代旅游經濟,是一個包括旅游者消費活動、旅游企業經營活動、旅游市場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的經濟子系統,是國民經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系統論角度分析,旅游經濟系統,既體現了旅游活動相關的各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和運行過程(見圖1),還從動態角度反映了整個旅游活動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和規律性。

(一)旅游經濟活動

旅游經濟活動,一般包括三個層面的活動,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動、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活動和旅游組織的管理活動。第一個層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動,通常包括旅游者從購買旅游產品并離開居住地開始,經過一定距離的空間移動而到達旅游目的地,通過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動而滿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選擇、決定和購買旅游產品過程,只有當旅游者購買了旅游產品后才可能成為現實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間移動過程,實質上就是旅游活動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費過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動的消費過程,是滿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內容,也是旅游活動的核心內容。第二個層面是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活動,主要指旅游企業為保證旅游者的旅游活動順利有效進行,直接提供各種旅游服務的所有經營活動過程。由于旅游活動內容復雜、涉及面廣,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許多企業。按照現代旅游經濟系統模型分析,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活動可大致分為旅行商、長途交通運輸企業、旅游接待企業三部分。旅行商的經營服務活動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兩部分,前者的主要職能是銷售旅游產品,招徠和組織旅游者的旅游活動;后者的主要職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組織活動等。長途交通運輸企業、旅游接待企業則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線路,做好旅游者空間運送及旅游活動的所有接待服務活動。主要從事旅游經濟研究、旅游規劃設計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個層面是旅游組織的管理活動,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組織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組織,通過旅游行政管理、宏觀調控、行業自律和中介咨詢等活動,提供旅游信息服務、規范旅游市場秩序、規范旅游企業行為,為旅游者的旅游活動和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活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保證旅游者的旅游活動順利而有效地進行,實現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目的和旅游組織的管理目標。

(二)宏觀旅游經濟內容和特點

在旅游經濟系統中,宏觀旅游經濟體現了宏觀旅游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和運行過程,是旅游發展過程中各環節、各部門、各地區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而形成的綜合體,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和特點。

1.宏觀旅游經濟,是旅游再生產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而縱橫交錯形成的綜合體。從橫向看,宏觀旅游經濟活動表現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子系統活動同時并存的經濟活動過程;從縱向看,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像一般社會再生產一樣,是按照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子系統活動依次進行,并不斷循環往復的經濟運行過程。因此,這種縱橫交錯的旅游經濟總量和結構的運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經濟再生產過程中各環節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宏觀旅游經濟系統。

2.宏觀旅游經濟,是旅游產業內部各行業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而構成的綜合體。旅游產業是由多種旅游服務要素構成的經濟產業,其既包括直接為旅游者服務的旅行社業、旅游住宿業、旅游餐飲業、旅游運輸業、旅游景觀業、旅游娛樂業、旅游購物業等,也包括部分或間接為旅游者服務的郵電通訊、醫療衛生、金融保險、文化科學、教育培訓、城市建設、環境保護及工農業等眾多行業。其從縱向上表現為各產業、行業和企業之間上下指導和執行的經濟層次關系,從橫向上表現為各產業和行業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協調的經濟序列關系,從而形成多層次、多序列立體交叉的宏觀旅游經濟系統。

3.宏觀旅游經濟,是各區域旅游發展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綜合體。任何旅游者、旅游企業和旅游行業的活動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因此一定的區域旅游布局構成了宏觀旅游經濟的空間表現形式。從縱向看,區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現為國家級、省級、地市級、縣級的上下聯系的區域旅游的層次布局結構,如不同級別的風景區、度假區、森林公園和景區景點等;從橫向看,區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現跨省區、跨地市區、跨縣區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的空間布局結構,體的旅游景區等,從而構成多個旅游區域相結合的宏觀旅游經濟系統。

三、宏觀旅游管理的職能

宏觀旅游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旅游管理組織,客體是宏觀旅游經濟活動、運行和發展,簡言之,宏觀旅游管理就是國家對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管理。正確理解宏觀旅游管理的涵義,還必須注意宏觀旅游管理與微觀旅游管理、旅游市場管理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并正確把握宏觀旅游管理的主要職能。

(一)宏觀旅游管理和微觀旅游管理的區別和聯系

宏觀旅游管理和微觀旅游管理的區別,主要是管理的對象不同。微觀旅游管理的對象,通常是指對旅游者活動和旅游企業經營活動的管理,是以個體旅游活動為客體的管理;而宏觀旅游管理則是對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經濟總量和結構變化為客體的管理。宏觀旅游管理和微觀旅游管理的聯系,主要表現為兩者是互為前提的。微觀旅游活動是宏觀旅游經濟活動的細胞,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必須以微觀旅游活動為基礎,因此宏觀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觀旅游管理基礎之上的;同時,由于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直接影響著個體旅游活動的進行,因此宏觀旅游管理又是微觀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條件,并對微觀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協調作用。旅游市場是連接個體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的橋梁,決定了宏觀旅游管理和市場管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旅游市場管理,不僅包括對微觀旅游活動的作用和影響,對旅游市場的規制、監督和調控等,也包括在宏觀旅游管理指導下,對旅游市場機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發揮,因此旅游市場管理是宏觀旅游管理的對象。但是,在具體的旅游市場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觀旅游管理的職能和內容,如對微觀旅游活動主體的監管,對旅游市場供求的調控等,因此旅游市場管理與宏觀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聯系的。

(三)宏觀旅游管理的主要職能

宏觀旅游管理,通常是通過各種管理職能對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進行管理。從旅游管理的實踐看,宏觀旅游管理的職能主要包括決策、規劃、組織、調控、監督和服務等方面。

1.旅游決策職能

是指政府對旅游發展目標、發展模式、發展重點和政策措施做出選擇和決定的職能,其貫穿于整個宏觀旅游管理的全過程。在現階段,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處于完善過程中,因此政府決策職能在旅游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色的“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模式,各級政府在旅游發展目標、發展重點和促進旅游發展的各種措施方面,還發揮著重要的決策職能和主導作用。

2.旅游規劃職能

是根據旅游決策職能確定的

旅游發展目標和發展重點,對旅游資源配置和生產力要素進行統籌安排的職能。如政府通過制定旅游發展戰略和規劃,統籌安排和配置旅游資源要素;通過確定實現旅游發展目標的政策措施,促進宏觀旅游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通過采取各種宏觀調控方法和手段,促進宏觀旅游經濟有效地運行等。

3.旅游組織職能

是為了有效實現旅游決策目標和規劃的要求,建立旅游組織體系、配備相應人員、明確職責權力、調配旅游要素的職能。其包括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機構,促進旅游中介組織和旅游企業發展;形成合理的旅游管理體制,明確政府旅游部門、行業中介組織、旅游企業之間的權責利;開發和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等。

4.旅游調控職能

是對旅游決策目標和規劃實施過程中的內外關系、發展變化進行協調和控制,以保證旅游決策目標和規劃的順利實現。如政府通過制定產業政策,調控生產要素價格,實施各種稅收政策,實行轉移支付制度,采用合理的經濟杠桿等,調節旅游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縮小地區差別和貧富差距,實現旅游經濟統籌協調地發展。

5.旅游監督職能

是通過建立健全法律體系,提供完善的法規和制度,規范旅游市場主體行為,保護各類產權主體的合法權益,規范旅游市場秩序,維護良好的旅游環境,限范不正當的旅游競爭行為,創造公平、公開和公正的旅游競爭環境,促進旅游企業在競爭中優勝劣汰,不斷提高旅游服務質量和經濟效益。

5.旅游服務職能

是政府通過提供各種旅游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提供各種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公共設施、供水供電等公共產品和安全救援、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等公共服務,為旅游者的旅游活動和旅游企業的經營服務活動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和外部條件。

四、宏觀旅游管理的過程

宏觀旅游管理過程,是作為管理主體的國家旅游管理機構,運用宏觀旅游管理職能作用于管理客體的過程,簡言之就是宏觀旅游管理系統的有效運轉和發揮作用的過程。宏觀旅游管理系統的運轉過程,是通過旅游的宏觀決策系統、宏觀執行系統、宏觀調控系統和宏觀信息系統,在時間上有序、在空間上并存的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下,共同對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和發展發揮作用的過程(圖2)。

1.旅游宏觀決策系統

是國家宏觀層面的決策系統,其決策內容包括確定旅游管理體制的基本模式,制定旅游法律法規、旅游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調控旅游經濟總量和結構變化,實現區域旅游布局合理化,促進旅游經濟增長,統籌協調旅游發展等。由于旅游宏觀決策是一種高層次的決策,因此對旅游行業、旅游區域、旅游企業的決策具有重要的指導性。為了保證旅游宏觀決策的科學化,必須根據有關的政策規定和各種信息,按照科學的決策程序,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做出科學的宏觀決策,以指導宏觀旅游經濟的有效運行和發展。

2.旅游宏觀執行系統

是實現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系統,即完成旅游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再生產過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旅游宏觀執行系統的有效實施,離不開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的共同作用。計劃機制,是通過國家的旅游發展規劃和指導性計劃,保證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方向和目標;而市場機制,則是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促進宏觀旅游經濟活動按照客觀經濟規律有效地運行和發展。段綜合形成的調控系統和監督機制,是正確執行旅游發展戰略和規劃,促進宏觀旅游經濟有效運行的重要保障。旅游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三者有機結合而形成監督和調節旅游宏觀旅游經濟活動的調控機制,并及時發現宏觀旅游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反饋旅游宏觀決策系統和執行系統,及時進行調控,保證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有效進行。

4.旅游宏觀信息系統

是有關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旅游信息和信息工作系統,是旅游政策子系統、旅游統計子系統、旅游會計子系統、旅游市場情報子系統及相關信息子系統的綜合體。旅游宏觀信息既來自于旅游宏觀調控系統的有關情況,又來自于宏觀旅游經濟系統運行的結果,不僅是旅游宏觀決策的重要依據,對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旅游宏觀信息工作貫穿于整個宏觀旅游管理的全過程。

五、宏觀旅游管理的特征

宏觀旅游管理,既是對旅游全行業的管理,也是對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管理,因此,宏觀旅游管理具有不同于微觀旅游管理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宏觀旅游管理的權威性

宏觀旅游管理的依據是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因此宏觀旅游管理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強烈的行政權威性。一方面,宏觀旅游管理必須通過制定和實施各種法律、法規和政策,來促進和保障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實現國家發展旅游的目標和任務。另一方面,宏觀旅游管理又必須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完善旅游市場機制,規范旅游企業行為,保護旅游者合法權益,維護旅游市場秩序,確保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有序地進行,促進旅游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如果宏觀旅游管理沒有權威性,則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必將是盲目、混亂和低效率的,也就無法實現旅游發展的目標和任務。

2.宏觀旅游管理的政策性

宏觀旅游管理是政府有效管理旅游活動和調控旅游經濟運行的行為,因此其具有很強的政策性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宏觀旅游管理必須體現政府鮮明的政策傾向,即體現國家發展旅游的意志和目標,認真貫徹落實國家對旅游發展的總方針和總決策,確保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動廣泛性和旅游經濟的綜合性,要求宏觀旅游管理必須正確處理各部門、各層次、各環節的關系,而統籌這些關系具有較強的政策性,即必須依法行政,按照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合理的協調和正確的處理,才能使旅游發展獲得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

3.宏觀旅游管理的全局性

旅游活動是一種綜合性社會文化活動,為保障旅游活動的順利進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必然涉及眾多的行業和部門,不僅協調范圍廣泛,而且協調難度也比較大,使宏觀旅游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經濟管理,而是一種全局性、綜合性較強的宏觀管理活動。因此,在宏觀旅游管理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全局與局部的關系,一方面必須遵循旅游活動規律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特點,從全局上統籌安排和合理配置食、住、行、游、購、娛等旅游素,確保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順利地進行;另一方面,必須立足全局來協調處理好各局部的關系,使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盡量避免“政出多門,多頭管理”,不斷提高宏觀旅游管理的整體效率和效果。

4.宏觀旅游管理的服務性

宏觀旅游管理的服務性特點,強調宏觀旅游管理必須服務于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的客觀需要。既要通過加強宏觀旅游管理,為旅游者活動和旅游企業經營活動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和公共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旅游者的消費需求和旅游企經營的需要;又要通過科學地引導旅游者的消費活動,規范旅游企業的經營行為,促進旅游市場機制作用的有效發揮,維護良好的旅游市場秩序,創造一種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和條件,保障旅游活動有效地開展,促進宏觀旅游經濟正常地運轉,實現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5.宏觀旅游管理的動態性

旅游活動、旅游市場和旅游經濟運行都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從而決定了宏觀旅游管理也必然具有動態性的特點。這種動態性特點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宏觀旅游管理必須適應旅游活動的動態變化,及時調整宏觀旅游管理的目標、任務和重點,以保證旅游活動的有效開展;二是宏觀旅游管理必須適應旅游市場和旅游經濟運行的動態變化,不斷改進和完善宏觀旅游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以充分發揮旅游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宏觀旅游經濟運行有效地運轉;三是宏觀旅游管理必須適應現代管理的發展和變化,不斷汲取先進的管理理論、實踐經驗和方法,豐富和完善宏觀旅游管理的理論和方法,科學地指導宏觀旅游管理的實踐

第8篇：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范文

論文摘要:經濟學研究需要從“問題”中升華出政治經濟學的“最高理論”—總體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以這一科學范式作為明確的理論指導，其主體內涵是通過勞動過程整體歷史(演化)觀，重建政治經濟學的總體分析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內生于歷史邏輯過程。這一范式并不意味著對于勞動價值論的任何的放棄，而是著眼于將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具體經濟理論邏輯及現實邏輯作為分析范式中的重點。

一、引論

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其表述的涵義有二:其一，政治經濟學只有“一門”，就是總體表達唯物史觀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政治經濟學的階段特征沒有也不可能掩蓋其總體性，而只會是顯露出政治經濟學的內部結構隨歷史研究對象的發展而發展的特性;其二，廣義體系與狹義體系的區分，既是相對的，又是歷史發展的，因此，如果說依據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將誕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劃分為:處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和處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那么，后一體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體系為既定前提和發展條件，從而顯露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經濟學在本質上應具有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質。總之可以說，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政治經濟學不斷發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種內在歷史結構。

首先，簡要的說，在政治經濟學創立的初期(對應于經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為了資本主義革命批判任務的客觀需要，經典作家確立的根本研究任務是，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的結合，并最終促成“科學批判分析”。通過這一初創的研究，政治經濟學被規定為關于唯物史觀的總體經濟學表達，是關于唯物史觀的總的經濟學證明和運用。這一時期的經典總體政治經濟學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以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等。

其次，相應在政治經濟學的逐步科學形成和發展時期(其典型標志和核心形式是經典作家圍繞《資本論》的研究)，也正是通過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在資本主義對象內科學結合的完成，以《資本論》這部光輝著作的系統創作為載體，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闡釋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資本論》是一項“范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它科學地認識到“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于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而“到目前為止，總的來說，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于他的研究。”歸根結底，《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不僅僅是關于方法論本身的，也是對于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的一種奠基。

第三，在政治經濟學的實際運用和具體發展時期(即對應于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的研究)，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確實嚴重忽略了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這一關涉體系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具體表現為理論與法乃至內容與方法在方法論研究上的開始斷裂，致使在實際運用與理論具體操作中的批判邏輯和建設邏輯的兩分研究的狀況及趨勢逐漸得到強化。在教學中，政治經濟學被兩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完全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脫離，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對立，的正統研究方法日漸教條化。這一硬化的“正統’，一定程度上已經破壞了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使“歷史”成為簡單和斷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復雜和連續、累積的。所以，誠如盧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所謂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從總體方法論角度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涉及對象的一種總體分析和全面理解，即總體政治經濟學不僅包括狹義分析(對于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特殊經濟系統分析)，必然同時包括廣義分析(對于人類勞動和生產過程的總體一般分析)，或者說，在科學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之內，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不可偏廢、有機統一的。雖然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發展屬性，使這一結合乃至統一同時具有顯著的時代性和歷史階段性特征，但總體性仍然是內在的分析邏輯。從這一意義而言，我們將要剖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應該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有機統一，以及深層次地包括了理論與方法的有機統一分析，等等。

二、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范式的科學內涵

這一理論剖析，可集中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和邏輯框架的兩個有機聯系方面。

先來看第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伴隨著方法論的不斷發展而得到發展和成熟，所以，迄今為止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作為總體方法論的具體化和經濟實現形式，突出體現為一種“總體經濟結構分析方法”。簡單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會總體經濟結構被表達為“生產方式十生產關系”，準確地說，是以特定形態生產方式為基礎、與之相結合并反映其變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因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在層次劃分上可以區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具體生成系統，表明生產關系生成系統本身決不只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部，而且它作為“最高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必然由“較低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所決定，這就是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據這一分析，看來波普爾將馬克思學說系統地簡化為一種“決定論”來理解的真正危險之處不是在于“歷史決定論”本身，而是在于人為制造了歷史決定論與科學決定論的邏輯矛盾。簡言之，馬克思關于決定論的論述所包括的三個層級關系，即物質技術或生產力決定層級、經濟或生產關系決定層級以及社會意識形態決定層級，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辯證的。馬克思的科學敘述一再表明決定論是科學的整體決定論，其基本邏輯是:生產力對于總體社會經濟系統的決定不會是簡單、直接的，或者以某種線性形式進行，而是伴隨有社會中介條件和過程的不斷生成的一種經濟結構形式的決定，本質上乃是一個生產力決定作用的逐步社會累積發展過程。

第一，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變遷過程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本質結構和發展結構，這一分析最終可以表明，政治經濟學始終是一門關于真正意義的動態經濟過程分析的歷史科學。具體而言，包括勞動過程、生產組織及相應的所有制一產權一管理制度三個子系統構成內容層級。它表明:(1)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真正基礎乃是特定歷史形態的勞動過程(演化)結構，包括社會經濟系統所需的全部技術條件和物量基礎兩方面內容，通過技術結構(即勞動的物質技術條件組合系統)向社會結構(即勞動的社會組織條件或分工和協作系統)的對接和轉換，從而最終實現勞動物量的社會化;(2)生產組織對于實現勞動與生產方式的結合始終具有直接的社會中介作用，內生于從特定勞動過程向社會生產方式進行歷史變遷和轉化的過程之中;(3)因而，勞動過程和生產組織一起進一步真正構成了生產社會性質的現實基礎，決定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特殊結合方式的具體形態，即表現為具體的所有制形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產權形式和經濟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運行形式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形式結構，相應，這一具體分析是為了充分揭示和展現經濟有機體的內在運行機理以及表層結構，從而使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數理表達特性，如可以表征為“在時間和空間里有確定位置的一個經濟整體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關系”，等等。作為本質層次的外化和實現，經濟運行形式對應地具體化為社會勞動形式、社會生產形式以及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運行層級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勞動過程本身包含著勞動方式(作為勞動的物質技術和社會組織條件)和勞動形式(作為勞動結合和交換形式)而言，作為社會生產力的表層結構，勞動形式不過就是特定形態的勞動分工和協作或勞動技術組織條件的社會實現形式;(2)作為勞動(分工)形式的直接社會加總—“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會生產形式在內涵上即表現為生產者之間的具體不同的社會經濟聯系形式，表現為基于特定生產組織形態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產組織的自給自足資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業生產組織的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等;(3)同樣，完整的生產社會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勞動和生產組織的社會性質以及勞動和生產過程運行的社會全貌，因此系統包括以所有制、產權及管理制度為基礎的或與之直接對應的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這顯然同時是特定社會生產關系在內容構成上的具體化。

總起來看，生產力決定社會生產過程或經濟結構的變遷和運行的機制是這樣的:特定勞動過程一社會勞動形式一生產組織一社會生產形式一生產的社會形式。它的深刻內涵包括:(1)總體生產方式包括勞動方式(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生產形式(作為宏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以及生產的社會形式(作為社會生產方式本身)三個層次⑩，從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用運動具體化為完整生產方式內部結構的運動;(2)從勞動過程到生產過程的社會總合的經濟運動，作為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一般原理的具體運用，無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經濟理論，并可能重塑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研究邏輯路徑;(3)從科學決定論的方法論出發，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構造”，勞動過程理論的時代和現實意義在于賦予勞動價值分析的結構內涵，從而可能重塑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的內部理論構成關系，實現勞動過程分析和剩余價值分析的內在結合。

進一步從第二方面看，從完整勞動過程二重性(包括勞動技術過程和勞動社會過程)出發，需要將《資本論》中的狹義邏輯論證框架—作為“商品一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擴展為總體邏輯論證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因為不僅馬克思的科學資本主義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直接的統一，也就是同時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的“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以及“從反面來表述它的規律”兩方面的內容要素，而且《資本論》本身也是勞動二重性邏輯的直接展開，也就是分別作為“資本主義本質論”和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在《資本論》中，勞動技術過程的直接規定是勞動過程的自然屬性，勞動社會過程的直接規定則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的社會屬性，從而，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規定性上勞動二重性與生產二重性取得了內在的一致，并構成社會抽象勞動一資本關系基礎上的“資本積累一經濟結構”圖式。但是，即使僅就資本主義過程而論，社會生產或資本積累過程也總會與特定勞動過程相聯結并以之為基礎，反過來，每一勞動過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則會推進一種新的社會積累體系或結構形式。由此使得這種分析本身帶有兩個新特點:

第一，價值決不只限于狹義價值，而首先是一個總體價值的概念。在資本主義過程中，狹義勞動技術過程被直接簡化和還原為勞動社會過程，社會總資本代表了簡單勞動過程的完全的社會加總，社會價值關系體現為既定社會總需求結構下的社會抽象勞動關系。在廣義勞動歷史演化過程中，由于社會總需求結構不變假定的放松，價值首先體現為一種“勞動效用關系”—作為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概念，其真實內涵是總體勞動過程視闌對于簡單勞動過程視闌的替代。總括兩方面的論述，價值總體地乃是“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總體價值概念表明:價值作為社會作用中介，也是一個總體過程，是“勞動過程一商品一資本”過程與“勞動過程一企業一資本”過程的一種復合。關于前一過程，馬克思給出的社會經濟總攬的公式是“商品價值構成”，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物質形態，引出狹義資本總公式;相應，對于后一過程，則可以相對給出“企業價值構成”的社會經濟總攬公式，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人力形態，引出人力資本的社會規定。由此，基于完整的價值概念，可以得到總體資本形態，也就是作為物質資本形態和人力資本形態的統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總體資本規定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與資本的總體形態對應，資本總體規定則作為歷史規定(積累起來的歷史勞動過程)和社會規定(積累起來的社會抽象勞動)的統一，或者說，乃是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這一規定使資本概念成為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最為突出的表征，從而通過總體資本的社會作用中介，經濟總過程事實地裂變為“勞動過程一價值一私人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以及“勞動過程一價值一公有資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前一過程發展了資本和勞動的社會對立關系，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則確立了私人資本的牢不可破的社會主導地位:資本是“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資本所有權是“一種普照的光”，“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因而擁有“支配一切的權力”;后一過程發展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生產協作關系，使得“企業所有權”能夠游離于資本所有權進行經濟生長，從而企業不僅作為勞動生產率單位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微觀基礎，也同時作為產權經濟組織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現實基礎和社會載體。總括兩方面的論述，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處在于，它不僅是一個從具體勞動過程向抽象勞動過程進行社會轉化和還原的價值增殖過程，而且更為重要的，還是一個在生產專業化以及生產和諧兩方面均占有效率優勢的價值和諧過程。根據這一觀點，無疑，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對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將體現在對于“只有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的生產經營信條的歷史否定和揚棄，而且必將體現在實際勞動過程現實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

總之，對于總體政治經濟學而言，商品不再簡單地成為(或表現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單元形式，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歷史和“被決定”的范疇，替代它的將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概念—勞動過程;而既然社會經濟系統首先面對乃至需要解決的是無數個千差萬別的單個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問題，那么，經濟學不僅需要分析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單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細致地理論剖析和闡明它們各自在總體結構中的地位及其內部有機聯系，并努力地將之推進到經濟運行的現實表層結構進行分析。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

以上的論述并不表明勞動價值論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體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顯其中心的地位與作用，尤其是作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內核基礎。因此，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乃是在于，科學確立勞動價值論和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具體理論層面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打通勞動價值論發揮功能的兩個基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實現理論與方法的一體化。這一研究是通過不斷理論建設和利用完整、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體系來達到的。具體而言，從理論基礎的角度，勞動價值論與價格理論、企業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之間的邏輯聯系，除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論述的狹義價值生產、創造和轉型及狹義價值流通、實現和分配諸理論，還應當包括具有廣義內涵的價值創造、轉型乃至實現和分配等理論;與此相應，從方法基礎對應的角度，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必然會進一步具體化為基本經濟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勞動的平均一邊際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勞動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從而，在總體政治經濟學體系內，通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的對接以及有機結合，最終能夠實現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科學意識形態功能和科學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統一。

從現實邏輯看，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結構和層次性的認識問題，則成為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重點分析中的難點問題。這是因為:其一，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就其實質而言，乃是社會主義總體經濟結構變遷過程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及運行模式的不斷變革和調整，因而需要整體處理好經濟變遷過程與經濟運行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在經濟轉型、發展與經濟改革間創設適當的制度和結構形式作為調整工具變量和中介條件;其二，從勞動價值論的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內涵出發，單純的經濟分析只是有助于經濟結構的數量特征的認識，而無助于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的質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實現單純著眼于經濟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間”與著眼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層結構分析的“制度化空間”的互補和結合;其三，與新古典對于市場的看法完全相反，馬克思框架內的市場概念既非完全靜態的，又非純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種“制度演化空間”，因此，由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而引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構建，既是一場涉及經濟全局的深刻的大規模制度變遷，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又同時是介于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之間的巨大的中間過渡與連接地帶，從而是具有設計性和靈活性的一種自覺秩序，這極大地增進了經濟實施和操作過程中的異常復雜性、不確定性，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正具有前無古人和偉大空前的經濟實踐的內涵屬性。

第9篇：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范文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基礎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耐政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和呵護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身就是實施有效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隨著我國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極為迅速，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市場管理原則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發生這種變化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對有關方面進行改革。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逐漸增加同業拆借市場的市場參與者，根據有關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與同業拆借市場，從而擴大同業拆借市場的資金需求，降低銀行信貸資金滯留在同業拆借市場的比例。二是發展國債回購市場，建立國債回購的一級交易商制度，這不僅能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還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場所與交易對象。三是加快商業信用票據化的步伐。實現企業間資金融通的票據化不僅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三角債”問題，而且還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增加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四是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企業直接融資的比率，提高企業和居民戶資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

2.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資金這種稀缺資源的配置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然而在存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利率的這種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市場化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從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角度上說，實行利率市場化是有益的。但實行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他們至少包括：第一，對利率變化具有較高敏感度的存、貸款主體；第二，完全商業化運作的銀行機構，它們既有嚴格的風險控制機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動力；第三，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監管水平。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負增長，總體利率水平較低，商業銀行自我約束加強，利率擴張機制受到抑制，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利時機。可以在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對貸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讓商業銀行根據貸款對象的資信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大小，靈活確定貸款利率。此后，對存款利率實行上下限管理，擴大浮動幅度，最終實現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居民戶可以充分自由地選擇金融商品，各類企業可以在利率約束條件下一視同仁地獲得貸款，這樣必能反過來提高居民戶和企業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從而促進貨幣政策效應的提高。

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

在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加強是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商業銀行對央行調控行為的不配合又是貨幣內生性增強的原因。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存貸款總額仍占全部存貸款總額的近70%，它們的行如何對貨幣政策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僅有著一般國有企業的通病，而且還存在大企業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四大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風險控制機制，形成了大量爛帳、壞帳（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加強了風險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在強化風險控制的同時沒有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激勵機制，以致出現普遍的消極“借貸”的行為，這種行為加劇了這次的通貨緊縮。究其根源，這種消極“借貸”與當初缺乏風險控制一樣，都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論界和銀行實際部門都在探索深化國有銀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級法人制”、“切塊上市”等等。盡管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有不同爭論，但在總體改革方向上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也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使之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真正的企業。

四、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投融資體制缺陷是我國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財政政策效應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實踐表明，缺乏微觀指引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貨而使資金沉淀，從而不能帶來較大的乘數效應。那么如何發揮微觀指引作用呢?這就需要深化融資和投資領域的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資金流入有效益的行業和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在投融資領域的干預，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投融資體系。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回報，并從外部“硬化”企業的財務預算。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和發展新型的中介機構，尤其是高水準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識別高回報的投資項目，進行有選擇的融資和投資提高投資的效益水平。不僅如此，這些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債務重組，從而將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與投融資有機結合起來，造就行為端正的微觀經濟單位，為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和機制。

五、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

消費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無論是對財政政策乘數還是對貨幣政策乘數而言，都是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則乘數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體居民特別是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農民收入，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努力改善農村的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是提高第一產業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物質前提。第二，改革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管理方法，研究農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權并可進行交換的具體方法，以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這是改變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漸取消戶籍制，堅決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徹底清除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體制障礙，使進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農民獲得體制內生存，享受公正的體制待遇。這既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第四，實行優惠（至少是公平）政策，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并在政府的規劃及其相關政策配合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一定的地域適當集中，以產生集聚效應，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非農化進而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徑。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引導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動因。居民的這種不確定性越大，預防性儲蓄的比率就越高，相應地即期消費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可以消除或減少居民的不確定性，使消費持久上升。同時應積極發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在從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費轉變為高收入質量型消費時，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變長，若靠居民自己儲蓄，則需要很長時間，使消費波動性較大，容易出現消費的“斷層”。消費信貸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來的錢”，從而使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在支出上得以平緩地實現，降低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避免消費“斷層”的出現。如果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可以通過收入調節來激活的話，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則只能通過供給調節來激活。應通過供給主體性質的多元化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供給結構“折層”，這對啟動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進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優化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通過最初的政策變量的改變進而經過該變量在一定經濟結構內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

我國目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第二產業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同一類型的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產業現代化程度太低，勞動生產率低下。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總供求的結構錯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嚴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給與無效供給，使供給相對過剩，亦即供給相對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擴張需求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往往難以湊效，而必須通過調整結構改善供求的結構性關系來實現。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復；三是要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例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物工程產業的發展，促進以教育產業化和旅游產業化籌為特征韻精神產品產業的發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較快增長：四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第一產業的現代化水平；五是要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障礙，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質量水平，以增加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總之，只有在結構調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給（有效供給）的同時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結構相銜接。這樣財政投入和貨幣政策引致的投資增加才不會以存貨的形式沉淀下來，從而為財政貨幣政策乘數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財稅體制，提高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財稅體制從根本上說是關于資源和收入在社會成員與政府部門之間以及在各級政府機構之間進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為這種制度安排對社會成員的經濟行為有著巨大影響，進而也通過這種影響對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形成發生作用。目前我國的稅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嚴重通貨膨脹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在的宏觀經濟背景與當年顯著不同，故現行稅制與經濟發晨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稅收政策與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目標取向顯得極不協調，也因此降低了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現行增值稅，其模式是生產型的，即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制度，越是高新技術或者機器設備越多的大型企業，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企業稅負就越重，這種抑制投資需求的稅種阻礙了投資的擴大，不符合加強技術創新、優化經濟結構的要求，從而也不利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內部各工具之間（如利率、稅率、匯率）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都應圍繞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彼此協調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沖突而使政策效應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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